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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徽商
第十一期節選——《吳門問道》
來源:南京市安徽商會  時間:2014-11-23 16:20  點擊: 次

 《吳門問道》蘇大開講,本刊部分理事會成員和采訪團隊應邀與會,與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吳先生零距離對話——

 

深化改革,才是應對和化解風險的正途

 

撰文/本刊記者 曹雨田  攝影/本刊記者 蔡益明

 

編者按  2014114日,素有“中國經濟學界良心”之稱的經濟學泰斗、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做客蘇州大學《吳門問道》論壇,展開了以“深化改革,才是應對和化解風險的正途”為主題的報告,并對《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進行了細致的闡述,與蘇大師生、社會金融行業從業人員以及媒體記者進行了交流和探討。論壇由蘇州泰恒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主辦,蘇州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北京江蘇企業商會協辦。本刊部分理事會成員和采訪團隊應邀與會,與吳先生零距離對話。吳先生還欣然為本刊讀者題詞。

據悉,《吳門問道》接下來將陸續邀請莫言、孫立平、林兆華、閻連科、馮驥才、陳道明、濮存昕等學者嘉賓作客蘇州,對國內文化學術的研究及發展進行有力推動。

為中國文化經濟建言,書寫頂端人文情懷。這是《吳門問道》為建立中國經濟新秩序所作出的貢獻。

 

我在吳門,問道未來。

為吸納更多國際、國內金融界、文化界資深權威專家、學者、企業家、非遺傳人,對中國文化事業建設給予有效的學術、管理及資金支持,對中小型文化企業給予戰略評估、學術補充、管理指導、資源推薦、融資招商等全方位的發展支持,有效利用平臺資源,主辦方發起了“吳門問道”之系列學術交流活動。

“吳門問道”以吳敬璉經濟文化論壇作為首秀啟動。

在寬敞素雅的蘇大敬賢堂,吳先生“深化改革,才是應對和化解風險的正途”的主題論述,向我們揭示了努力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的重要意義。

 

吳敬璉觀點:

近年來,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面臨著轉型,對于經濟新常態,吳先生主要闡釋了五大問題。

一,就經濟大局而言,現在議論最多的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不過,對于什么是“新常態”,中國是否已經進入新常態,卻沒有共識。應當肯定,靠巨額投資支撐高增長的舊常態已經打破,但新常態是否已經建立,還是—個問題。

認為新常態已經建立的人常常把“新常態”特征理解為低迷或中速增長。但是,如果僅僅是增長速度降低而增長質量(效率)得不到提高,各種經濟社會矛盾都會暴露出來趨于激化,因而不可持續,成不了“常態”。

總之,新動力就是效率的提高,把握經濟發展的基本框架,基本變量之間的關系。新常態尚未建立,必須找到新的增長動力,提高增長質量(效率),中國經濟發展才能穩定下來,進入新常態。

一種需要注意的傾向:混用兩種分析框架。宏觀經濟的長期分析框架和短期分析框架不應混用。總需求決定總供給,進而決定經濟的發展。

洪水來了早晚是要退的,但是不能等人和房屋被淹沒了才想到應急措施??魎怪饕逅枷朧怯美唇餼齠唐詰奈侍?。所以必須避免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和處理長期經濟問題。

二,經濟減速條件下兩種應對辦法的比較,一種辦法是采取強刺激政策,放松銀根,增加投資,拉升GDP增長率。采取這種辦法的好處,是能夠在短期內提升增長率,壞處是妨礙效率提高、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并使杠桿率(債務率)進一步提高,系統性風險加大。

另一種辦法,是在控制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著力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通過改革促進效率提高和結構優化的新常態。

三,對第二種辦法的質疑之一:風險是否可控。

可以采取以下一類堵塞漏洞、降低風險的措施,如:(1)停止回報過低或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2)停止對“僵尸企業”的輸血;(3)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有負債;(4)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重整,停止“剛性兌付”,以便化大震為小震,釋放風險;(5)盤活由于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等等。

再輔之以靈活的財政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是完全能夠做到的。

四,對第二種辦法的質疑之二:改革能否解決問題

 一年來,“穩增長、調結構”,兩種辦法都用了。

用舊辦法,刺激的力度并不小,但效果不明顯,投資拉動作用的時效愈來愈短,這意味著“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明確地顯現出來。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新現象,經濟下行,就業情況就良好。造成這種新現象的直接原因是服務行業的發展加速。“營改增”和工商登記便利化是根本原因。

應對這樣的問題,兩項改革小試牛刀,雖不足以大幅度提高效率,但它表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一定能把我們帶入較低增長、較高效率的新常態。

 五,還需大力推進改革:一些方面改革推進良好,但有些方面亟待推進。國有經濟改革、農地改革和中國上海自貿區改革。并且要解決具體問題先要清楚基本問題。

吳先生的表述讓民眾對“深化改革,才是應對和化解風險的正途”這一觀點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因而,在之后的座談會中,經濟金融行業相關從業人員以及記者媒體都對內心的疑問與吳先生進行了提問和交流。

 

吳敬璉答問錄:

 

問:吳敬璉先生將當今的房地產事業列入”死資產存量“的范疇,對即將面臨買房的8090后有哪些建議?

:我是希望我們的房價可以出現下降。對于剛剛畢業的學生來說,直接買房的現象在發達國家出現的很少。但是現在大家好像都興起了一種習慣,大家好像一畢業就買房子。但是房子根本找不著,這樣的現象是不正常的。

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現在我們的租房的產業沒有發展起來,另一方面對于中等收入和低等收入的人,政府沒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來保證他們有房子住。中國的自有房產在全民中的比重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在前列的。比我們富得多的國家都做不到。所以可能需要政府調整措施,使中低收入者都有房子住不等于他們都要買房子。如果在我們現在這情況下,要保證所有人都能有自有住房,這恐怕要相當長的時間。

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在它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以前,它采取的辦法是租。政府來調整制度租給大家。到后來,它這方面的制度都比較健全了,這種他們叫組屋。組屋就可以賣給大家了。他們有個什么制度呢,就是公積金制度。社會保障采取個人賬戶,根據賬戶每個人每個月自己交一份兒,雇主也交一份兒,到最后這個錢就夠多了,夠多了之后就可以開放了,可以取出這個錢來買房子。

它現在的自有住房率這么高,但是在早期并不是這樣,所以,在現有的體制下,不想辦法,啃老也好別的辦法也好,不買房子確實有問題。但是你想在這種體制下,可以個別人解決問題,但是全面解決問題,我認為是做不到的。所以這個就要看個人的情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自己如果有辦法的話個人來解決,但是要兼濟天下的話,還是要推動改革讓整個國家進入正常的狀態。

 

問:最近有媒體報道蘋果手機的成本只有一千多元,而在中國卻賣到五六千元。針對這種說,您有什么看法?對于當今企業的發展您覺得有哪些需要改進和借鑒的地方?

:這些報道缺乏基本的經濟學常識。暴利是中世紀的概念,當時宣稱價格要有道德含量,而我們國內在一段時間也講過“價格要反映一定的道德追求”,認為暴利是不對的。但結果怎么樣呢?阻礙了科技創新,全國上下吃“大鍋飯”,經濟長時間處于落后狀態。

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專利是激勵社會創新的機制。通過申請專利,創新者可以獲得一定時間的壟斷權,他們取得的報酬與其對社會的貢獻越接近越好。

當今企業的發展,企業要加大在研發上的投入,重視科技創新,這樣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保持可持續發展。

 

問:您對房地產未來的發展方向有什么樣看法?

:老實說我不知道,為什么說我不知道。因為房價的狀況,我是相信弗里德曼的那句話“價格是一種貨幣現象”。價格是貨幣現象,那么貨幣在我們這個國家,貨幣發行的多少是決策非常集中的。所以你要知道到底往哪里走,最好是要去問總理了。因為貨幣政策是什么樣不知道。

我的基本意思是說,房價跟別的價格是一樣的,它是一種貨幣現象。現在房價這么高,它的基本原因就是貨幣超發,所以貨幣政策就決定了它的走勢。但是貨幣政策在中國來說它是非常集中的。是由國務院總理制定的。所以這個問題你問我我不知道,大概你問周小川他也不知道。

 

問:吳敬璉先生,您說過,解決具體問題先要清楚基本問題,我們如果把金融改革還有民主化改革當做一個具體的問題,那我們的政治改革應該是最基本的問題了,在這樣的改革中,我們會遇到那幾座大山?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首先問題是,什么樣的、合意的、符合我們民族國家利益的政治體制。首先要就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基本問題就是這些個基本問題。那至于說這個進程如何,就是第二步驟的問題。所以基本問題首先要研究它是一個什么樣的,對我們國家、對人民最有利的政治體制。

在建立這樣的政治體制它遇到哪些阻礙。政治體制需要一個發展的過程。我覺得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議是向這個方向走的,那么它會遇到什么樣的障礙,在《直面大轉型時代》里面,有文章提到過這個問題,大概不外是三方面或者四方面。

第一個,就是意識形態的障礙,我們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不管是在干部還是大眾中,都往往回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立面,就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最大的特點就是國家,國有經濟的絕對的統治地位,而不是法律的統治。有些人呢,或者就是相信這個東西,或者是對自己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他就相信?;蛘呤且蛭傻木錳逯坪途傻惱翁逯撲譴┝煽愕?。為了維護特殊的既得利益,維護這種通過權力取得的利益,他就會打著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幌子,這個意識形態的幌子來說事兒。這是第一個,但是實際的利益比起意識形態來說,是由改革來進行,是越來越重要。因為有剛剛提到的這兩個因素,一個是意識形態的惰性,另外一個因素是有些特權的利益打著旗號,還是成為了一種障礙。

第二個障礙就是特權利益,以權謀私,權利者他的既得利益。整個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這個改革都是要把權關到籠子里面去了。這個對于以權謀私的既得利益者,他是要拼命反抗的。

第三方面的原因是一個技術上的復雜性。不管是現在的經濟體系還是現在的政治體系,都是一個(刪除)非常復雜的。要建立一個新的體系,不光是在意識形態上要堅決的支撐改革的方向,而且還要在專業的技術上。比方說,市場化的經濟改革,面臨的新事物特別多,不那么簡單。就單利率市場化,要解決的問題就非常的多,不是一句話就能解決的,要有很多的很復雜的問題需要去研究和解決。政治改革也是這樣的,政治民主制度從總的方向上來說,它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但是它有現代的全民的民主,它是有很復雜很精巧的基本制度和配套制度來配合的。而我們不管是官員還是一般的人,都缺乏必要的知識,必要的能力。

第四個問題,就是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因為改革到位,積累起到了很多問題,積累了很多問題。經濟上我們遇到的問題就很大,在這樣困難的經濟條件下,是十分難的。政治改革也是這樣,現在社會風氣上,戾氣很重。狹隘民族主義俘虜了很多很多人。這樣來推進經濟改革也好政治改革也好,遇到了環境上的很大困難。比如說要推行一些法制,全民如果沒有樹立法制觀念,推行起來是不行的。市場經濟是規則支撐的,或者說法制的市場經濟。例如你要是過馬路,你不闖紅燈就過不去,于是大家都闖紅燈。所以推行法治,就相當的困難。經濟上就更是這樣了。

所以要回到前面說的,要首先弄清楚基本的體制是什么體制,它的毛病在哪里,我們要建立的體制什么體制,把這個最基本的問題先弄清楚。再進一步說我要從舊體制變新體制碰到哪些問題,采取哪些措施。如果根本搞不清楚我從哪里來的,到哪里去都搞不清楚,來討論采取什么措施那是沒有辦法討論的。但是我們卻常常有這樣的問題。就是基本問題沒有搞清楚去討論其他問題。